摘要：三是从地域上看，不同的文化类型，不同的国家形态，都有自己的法谚形式，比如既有罗马法谚，也有英美法裁判规则，德意志亦编纂过《德意志法谚集》，(44)我国也存在大量有关法律的谚语。 ...
第一个理由是，由于不存在公认的区分标准，法律解释与法律续造的区分没有意义。
学士、硕士与博士学位的授予环节略有差异，除了论文评阅外，大致都包括答辩决议、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提名、学位评定委员会决定与颁发学位证书。即便是针对学术评价结论，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应对可界定为行政行为的各环节决定是否符合实体法规定以及正当程序原则展开审查。
（一）学位授予权的行政监督与《学位条例》相比较，征求意见稿在第六章学位质量保障与救济中明确了行政机关对学位授予的监督机制，包括质量合格评估、责令限期整改、撤销相应学位授予权。[35]参见湛中乐、黄宇骁：《高校自主办学法解释论》，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第100页。在申诉处理主体上，建议规定学位申请人对论文评审未通过不服提起的申诉，由答辩委员会或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查处理。[12]201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出台的《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办法》将《行政许可法》作为上位法依据。龚向和、魏文松：《学位获得权的内涵界定、现实困境及其制度完善》，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0年第7期，第14页。
学位授予权包含授予学位与不授予学位的权力，虽然同意授予学位决定应由学位评定委员会作出，但不授予学位的权力并不由学位评定委员会垄断。[3]参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6）西立行终字第22号。弗里奇认为有必要将受影响者进一步区分为首要或者具体的受影响者（primary or concrete affected）以及道德上的受影响者（morally affected）。
福斯特的理论实质上处理的是哲学上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问题。因此，哈贝马斯假定了商谈实践中不同的非道德权利义务，福斯特则假定了获得证成的道德权利以及相应的提供证成的道德义务。 注释: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批准号：22XNA006）当代中国人权理论和话语研究的阶段性成果[1]参见严海良：《全球化世界中的人权——以拉兹为视角的展开》，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1-19页。问题在于美好生活以及相应基本利益本身就是可争论的。
福斯特对伦理和道德进行了有益的界定，但是对道德与伦理生活之间的关系却采取异常严格的态度，并坚信获得证成权利的道德力量。人权的外部强加就被认定为是这样一种入侵。
[6]从研究范式的角度来看，人权理论经历了神学范式与人学范式、客体性范式与主体性范式、主客体范式与主体间范式、基础范式与建构范式的竞争与转换。在任何政治文化体中，人们可能没有抽象的人的概念，但都至少有一种道德需求，即得到其所遵守的行动、规则及结构的证成理由的需求。福斯特强调道德自治，强调证成的义务是一种道德义务，具有道德力对此的质疑是一级实践洞见和认知洞见是否已经囊括二级实践洞见？福斯特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他坚信存在规范缝隙，因此需要二级实践洞见。
最后，人权还具有社会维度，要考虑主张人权的时间、地点以及具体的社会秩序。福斯特的商谈建构理论则直接孕育出民主参与权。文化完整性的内涵是：一个确立已久且自主演进的，有着自主知识体系以及特殊机制的文化系统，其核心部分应该得到尊重并且不可侵犯。再次，人权具有政治维度，其是政治合法性的基本体现。
获得证成的权利事关每个人证成性主体的地位，是一个把自身和他者都视为目的的道德实践，这是其反思超越性的一面。从而，福斯特强调获得/提供证成这一基础的道德权利和义务。
获得证成的权利（the right to justifcation）[8]是福斯特哲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关键词: 人权的商谈建构。
因此，自我治理是基本权利现实化的条件，没有自我治理，人权就无法具体化为可裁判的权利。人权的首要问题不是如何从外部限制主权，而是建立合法的政治权威。本哈比的理论有一个缺失，即从普遍人权概念跳跃到具体情境下政治自决的基本权利时，遗漏了批判性反思的必要环节。针对这种不全面的文化完整性主张，福斯特论述了一个不断寻求更好证成的动态过程。内容的相互性是指，行动者不得主张某种权利的同时拒绝其他行动者享有同样的权利。福斯特的人权理论为错综复杂的当代西方人权理论之争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柯亨强调在国际领域只要非民主的社会展现了一定程度的政治自觉就应该得到宽容，这避免了过于严苛的外部指责标准，也适当地迎合了国际社会的多元主义。但同时其可以超越任何给定的政治场景，当行动者面对没有被合理证成的规范及制度时，其可以为行动者提供一种否决权——这就保留了超脱政治体的道德内核。
国内有学者如严海良称之为人权商谈理论，国外有学者如拜恩斯（Kemch Baynss）称之为人权的商谈伦理概念。[12]3.民主参与角度的挑战由于格里芬的自主概念与个人美好生活相关联，因此与政治自我决定有一定距离，不能直接推出民主参与权。
规范能动性是行动者审议、评估、选择美好生活的前提条件，其可进一步分为自主、自由以及最低限度供给。这里的道德体现了福斯特的康德主义根基。
格雷格（Benjamin Gregg）也主张一种相对的普遍主义人权观。他没有从政治自决的角度讨论这一问题，而是假设了一个文化国家（culture-state）。只有通过合适的法律政治渠道行使自我治理权，基本人权变体的合法性才能得以证成。此外，格里芬还需要回答从我到我们的问题：为什么一个人关于自主的理解要转化为一种道德义务，即尊重任何其他人自主的义务？福斯特商谈建构理论可以应对上述问题。
不同政治体的不同人权证成必然产生人权内容上的不同变体（variation），福斯特不得不从各种人权清单（变体）中进行挑选。因此对于已经拥有一级实践洞见和认知洞见的道德主体来说，福斯特没有必要再假定二级实践洞见。
人权的建构要符合普遍性标准和相互性标准。人权的道德核心不是具体化的概念，因此，不会剥夺公民的政治自主，其主要强调的是公民成为其权利、义务和制度的制定者。
（一）二级实践洞见的冗余商谈建构理论自始至终围绕证成性的人展开。（二）人权的政治—法律证成及其批判人权的政治一法律证成是伦理证成的替代方案。
一种观点认为证成性的最低限度共识理论是反本质主义的，即否认人权具有根基。一言以蔽之，福斯特认同柯亨把人权与成员身份相关联的做法，他进而认为成员身份的核心是规范制定者的身份，因为每个成员都具有获得证成权利这一道德权利，因此，福斯特主张的是一种本质主义人权观。人权商谈建构理论所面临的批判都是基于其三个核心要素展开的。后者的政治维度具有外部性，认为人权是从外部限制主权，因而丧失了人权的道德内涵。
人权的需求产生于政治文化体内部并且指向其内部。相互性标准表明：如果我有从你那里得到证成理由的权利，你就有给予相应证成理由的义务。
福斯特被视为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学者。关于本哈比所说的偶然性观念归入黑格尔历史概念是否合适这一问题，福斯特未作讨论。
本文称之为人权商谈建构理论，以更好地反映该理论的全貌。[22]福斯特试图从文化完整性的角度探讨人权的狭隘主义指控。
